恒天然温和的惩罚

3月4日，三鹿集团部分破产资产在河北石家庄市中级法院公开拍卖。石家庄中级法院新闻发言人王伟向媒体宣布，三元集团与三元股份(600429)全资子公司河北三元以6.165亿元人民币拍得三鹿资产。三鹿并购案至此告一段落。

然而，此时三鹿集团外方股东恒天然却表现得有些超然。“恒天然已经对三鹿的全部投资价值进行减值。”2月27日，恒天然在回复本报记者关于其与三鹿目前的关系时，如此定义。

半年以来，作为世界最大的乳品原料供应商的恒天然始终都不愿直接以“分手”来描述目前的合资结局。它曾一度希望凭借这桩当时曾创下外商投资乳业最大手笔的合资案，获得在中国攻城略地的先机。但是，这个梦想伴随去年9月毒奶粉事件的曝光而破灭。

然而，纯粹的投资减值并不能让恒天然轻松地挥别往事。来自各方面对于其在毒奶粉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指责，以及极有可能到来的民间法律诉讼，都加重了恒天然在中国摔的这一“跟头”的伤势。

“我们应当知道，（毒奶粉）这一问题不仅影响到三鹿，还给中国老百姓、整个中国乳品业以及恒天然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恒天然方面表示。

难以置身事外

三鹿毒奶粉曝光之初，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在接受新西兰当地媒体采访时的一番话曾将恒天然暂时带出泥潭。

海伦·克拉克透露，恒天然在8月得知三鹿奶粉遭污染后，即要求全面公开地召回所有受波及产品，但却遭到阻挠，直到新西兰政府联系中国政府之后。

恒天然形象也因此没有伴随三鹿一起坍塌，直到去年年底三鹿案庭审。

据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在庭审中供述，外方恒天然参与了多次错误决策，包括曾经默认继续生产销售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此外，据原三鹿集团副总经理王玉良供述，去年8月13日，当三鹿决定继续出厂销售三聚氰胺含量在10毫克/千克以下的库存产品，并调集三聚氰胺含量在20毫克/千克左右的产品换回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产品时，所参考的就是恒天然提供的“欧盟标准”，该“标准”允许每千克奶粉三聚氰胺含量不超过20毫克。

这些供诉直接引发对恒天然的质疑。

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季成告诉记者，在他们看来，上述供诉说明恒天然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并不能置身事外，但是，在去年年底公布的２２家责任赔偿企业名单里，却不见恒天然身影，而且，它至今也没有拿出任何资金用作赔偿。

目前，德衡律师事务所已经以几位受害者的名义向天津当地法院提交了诉状，恒天然被列为共同被告。

而在2月27日的回复中，恒天然仍然坚持自己的“清白”：“法院的判决并不支持这些针对恒天然的指责”，“恒天然从未表示分销掺有三聚氰胺产品的行为是可接受的。销售或者分销掺有三聚氰胺等污染物的产品从根本上有悖于恒天然的商业道德和价值观”。

然而，更多的指责还是源源不绝。事实上，在奶粉事件刚刚爆发时，新西兰在野党绿党的健康事务女发言人苏·凯奇莉就表示，恒天然本应该立刻向公众揭露问题。“与之相反，在几个婴儿患病的期间恒天然没有告知任何事情。恒天然应该绕开当地官员在全国层面进行召回。”“在我为新西兰政府直接向中国官员发出警告感到高兴同时，我对他们没有选择向公众告知感到失望。”

华尔街日报也透露，恒天然本可以提前近6周将此事公之于众，但CEO安德鲁·费里尔坚持表示，更明智的方法是在体系内部解决。“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我们曾考虑再三，违背当地政府意愿的风险是，我们将被彻底排除在整个过程之外。”

“温和”惹的祸

对于恒天然参与投资的企业发生如此大的质量事件，在很多人看来都不可想象。相反，在投资三鹿前后，恒天然给予外界的印象便是“谨慎”。

恒天然最早进入中国要追溯到1982年。那年，恒天然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并开始了与中国的业务往来。1993年，恒天然进一步拓展了在中国的市场，在广州建立了办事处。然而与这一时期进入中国市场的其它国际乳业巨头相比，恒天然无疑是沉稳保守的，其业务重点只是将干乳制品进口到中国。

而当恒天然认为是时候投资中国乳企时，已是20年后了。在考察了伊利、蒙牛等企业之后，恒天然选择了规模相对较小的三鹿集团，而想法则是为了体现控制力。

与三鹿的谈判也同样漫长，从2000年开始直至2005年底签署协议，历时五年。到2004年时，恒天然为此所花的前期市场调研费用已经超过1000万元。曾有三鹿集团的一位高层透露，恒天然光是一个尽职调查的提纲就长达300页，“他们太谨慎了！”

而当时恒天然方面对本报记者表示，对于如此缓慢的进程，他们认为是“正常的”——恒天然需要对合资方和合资条件进行充分的考察和商议。“外界觉得慢，我们还认为太快！”

然而，最初的合资协议签订之后，恒天然另一面的特质开始更多流露——在一篇媒体的报道中，它被形容为“温和的合资伙伴”。

恒天然上海总经理郭学研曾承认，恒天然不仅很少参与合资公司的营销计划，还将自己的高端配方奶粉安怡、安满交给合资公司运作。直至今日，恒天然也并未表现出独立拓展中国市场的意愿。“我们是一家外资企业，尊重三鹿对中国本土市场的了解和经验，我能想到恒天然和三鹿有可能出现的分歧，除非是对利润和增长的要求出现了不同。”郭学研说。

这样的“温和”在谈判时也已经彰显。“恒天然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奶制品业都有成功的投资案例，其中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南美、亚洲和中东。”恒天然告诉记者。不过，这种成功投资背后是恒天然与当地合作者通常采取的50∶50平分股权的方式，由恒天然拥有实际管理权。然而，在与三鹿的艰难谈判中，恒天然放弃了惯例的作法。在三鹿集团董事会的七个席位中，恒天然占有三席，并最终只向三鹿集团派出一位财务代表参与管理。

谈判完成后，一位三鹿的高管曾暗示，三鹿的发展是能够把控在三鹿自己手中的，而没有强势管理层、更没有在其他国家通过合资方式控制民族企业经历的恒天然就是三鹿合资伙伴的最佳人选。

然而，正是这样的“温和”，让持有43%股权的恒天然直到去年8月3日才获知奶粉的质量问题，并选择部分的妥协。正如费里尔事后所言：“恒天然得到的一个最大教训是：我们在业务管理方面没有足够的发言权。”

转战供应链

伴随三鹿的轰然坍塌，恒天然在中国最大的投资——8.64亿元也灰飞烟灭。恒天然对本报的最新回应称,“恒天然已经对三鹿的全部投资价值进行减值”。

这样的回应，更多是无奈和不舍。曾有中国奶协的人士向记者透露，在去年9月底各方面对于为三元寻找重组方的意见一致之后，唯一让人头疼的便是恒天然的态度，“他们一直没有明确回复”。

但有行业分析师认为，恒天然对三鹿的投资损失不会给公司带来致命打击。对恒天然来说，最近20年，其最大的市场增量，实际来自对中国乳制品业的原料供应，因此，恒天然绝不会放弃中国市场。

据恒天然介绍，一直以来，恒天然都是中国奶制品厂商的重要原料进口商。有资料称，中国是新西兰第四大奶制品出口国。此外，恒天然还有在中国销售纯进口的“安满”和“安怡”奶粉的业务。

此前，恒天然已经从三鹿手中收回了这两种奶粉品牌的使用权和经营权。

“我们的饮食服务业务也在不断成长，向中国各地的酒店、餐厅和快餐业提供新西兰及其它产地的高质量奶制品原料。随着中国家庭收入的增加以及城市外出就餐趋势的上升，我们的饮食服务业务发展加快。”恒天然表示。

但恒天然未来更为看重的或许还是其供应链模式的复制。

恒天然是由3.4亿户新西兰奶牛农户集体组成的股份公司，作为恒天然集团的股东，奶农每年可以享受到集团的返利分红，其分红方式在奶价中得到体现。而集团董事会13名成员中，有9名是由全体股东（奶农）选举产生的。这种模式也给两年前前往恒天然考察的上海市奶业协会秘书长陈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样才能建立起和谐而高效的运作体系，与散户奶农形成利益共同体。

而这样的经验对于现今深陷“三聚氰胺”丑闻的中国乳业来说，更显珍贵。

费里尔也曾表示，确保高质量牛奶的稳定供应，是其在中国成功的关键环节。2006年底，恒天然携手三鹿共同投资3000万美元兴建唐山牧场，其中恒天然占有85%股份，目前有2400头奶牛产奶。据悉，在唐山修建牧场，在恒天然集团海外投资项目中尚属首例。

只是在三鹿轰然倒塌之时，这一切的努力才刚刚开始。不过，它的重要性也才刚刚开发。

“唐山牧场是一个试验项目，我们希望将恒天然最佳实践的牧场方式应用于中国的环境下，通过该农场能帮助奶农获得有关牧场最佳实践的相关知识，提高中国牧场的质量和产量。”谈及未来，恒天然指出，“无论我们在中国将进行何种投资，本公司都会确保对供应链有恰当的管理，以使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得到高品质和安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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